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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湘1941的博客

一个老人所回忆的真实故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在教师岗位上退休.从小躲过日本飞机,避过战祸,抗美援朝捐过飞机大炮.学生时代炼过钢,筑过路.参加过整社.后来去山区落过户.工作后当过农工,四不象的军垦战士,最后当了二三十年的教师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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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到1968朝邑农场的派性  

2015-03-22 16:01:5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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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派性。在文革中是一个常用词。那时全国各地各单位几乎都有两派。造反派和保皇派。我们场从1966年11月22日临委会成立起,就分成了两派,派性也由此产生了。

        为什么会这样,我个人认为根子在文革16条里的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。要支持左派,就必须在人群中分出左派来,分到左派队伍里的人当然高兴。但那剩下的就是右派或中间派了。这些人就不满意了。我们团场正是这样,我那时是排长,因我哥的历史问题也没有进入到我们团的左派,即红卫兵和筹委会,我也不满意。那时的大气候是鼓励造反的。听说江青为西安交大“六六”事件平反时批了八个字: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。”这八个字后来成了文革中的常用口号。在这造反有理的旗帜下,我和我们连的一些人,贴出大字报,组织战斗队,造团党委的反了。后来我们团造反的人越来越多。经过串联,合并成立了144团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。这样我们团场的两派,正式形成了。

    从我们连上来看,参加临委会的人数约占全连的四分之三,参加筹委会的不到四分之一。从分布情况看,我们连二个农业排,一个排三个男班,三个女班。我是一排长,一排男生几乎都在临委会。女生也绝大部分在临委会。二排临委会能占到三分之二。机务排也绝大部分在临委会。这是因为二排长和一排的女副排长,都是从工人中提干不久的,他们当然要保团党委,也是团党委选择的左派。本来我们两个农业排之间在内务卫生评比,劳动竞赛评比,班排长的提拔等方面,有些小矛盾。再加入派性,矛盾被更加深化了。

   筹委会早成立了一个多月,没有多大的动作。只是抓住几个有历史有偷盗问题的人整了一下。临委会一成立就大刀阔斧地造了团党委的反。抄了政治处,批斗当权派。当时我们团五个常委,首先批斗的是边政委,和政治处王主任。停了他们的职让王和边给我们连食堂拉水。筹委会的头头们这时也不甘落后,就批斗管生产的张场长这个走资派。这样下来,朝邑农场的领导班子瘫痪了。我们农工除了做饭的,喂牲口的,其他大多数人什么活也不用干了。随时间的推移,我们团两派由造反到大辨论,由打砸抢到文攻武卫。一直闹到朝邑粮仓的枪战死伤许多人

    68年秋中央发布"七三" "七二四"布告,毛也发出最高指示:“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,。。。。。。。”在两派敌意最深时,要大联合了。农建十四师军管会把我团两派头头叫到西安师部谈判。当时两派争执很大,造司方集体离开会场,开着车回场。在斜口检查站被阻,又被强行带回会场。最终实现了大联合,成立了我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。

    从1966年的11月我团文革临委会成立,到1968年10月我团革命委员会成立。近两年的时间里,除了武斗枪战有些惊心动魄外。其它时间是我们农工最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当权派斗倒了,不干活了。造司在西安包的有旅馆,去西安也方便了。67年冬的朝邑粮仓枪战后,更可以场和家,来去自由。有军管,场里后勤没有瘫痪,工资照发粮食照常供应。当权派包括中层的连长,指导员,也不用管事了,落了个清闲。只是有些平常对农工苛刻的领导,要受些报复。还有文革两派的头头干将们,他们要搞革命还是很忙的。

     我们144团革命委员会一成立,当权派几乎都站起来了。团党委的五个常委一个都没倒,中层也只倒了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。记得边政委下到我们连拉水时,曾招呼一个小女孩小斗喝水,这小斗全连最小,十四五岁也是造反派。她当场说我不喝你的保皇水。政委大感没趣,小斗走后他低声嘀咕:运动过后,我还当我的政委,你还当你的农工。这句话说对了。这走资派被打倒了还能东山再起,这是当时造反的小青年们意识不到的。

    这些老干和军人一掌权,就对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明里暗里进行报复。当时我团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的人数占全团的三分之二以上。这三分之二的人应该算革命群众吧。也有郑尚春,胡太义,董建华三个造司头头,进了我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。但是他们被排挤,失去实权了,见风头不对,郑和董不得不办调离逃出了农场。留在场的胡和造司的骨干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2011年我们子校教师长安聚会。我在西安见了胡的妻子,说起她们受到的打击报复,故意刁难,事实很多。当时她们确实处境很惨。甚亏她们家庭背境好,文革中,在西安造反时,对王师长明批暗保,王师长到团上来打了招呼。才好了一些。

    造司的骨干分子,大都进了学习班,这是我们团的专政机构。进去了就是受审,交待问题。还有就是开除了一批。我棋友周贵庭,文革开始时参与成立了全无敌战斗队。给当权派门上贴对联,闹得凶。后来也成了逍遥派。场里一乱回了西安。只在领工资要口粮时回场,住上十多天,下棋钓鱼玩一阵子,又回去了。大联合后场里发出通知,限时返场。他大意了没按时返回就被开除了。其实没按时返场的人当时有很多,大都没事,是他文革初得罪当权者了。

      紧接着的清理阶级队伍,一打三反又揪出许多,历史反革命,现行反革命等阶级敌人。我们连也有一二十个吧。他们几乎都是农工。其中有许多人是因为不上班,没事找事,流浪到社会上做了偷盗诈骗等犯法之事的。

    我67年冬回了一趟老家,我老家的农民也造反了。我小时的玩伴周光华是村子里“湘江风雷”的头。当时他还很风光,生产队的年终决算也少不了他拍板。到69年他也被秋后算账了。当初他们斗走资派时,打了向支书,这时不得不伏罪。赔偿向支书的医药费,营养费。他没钱赔,就拆了他家的住房。后来还是他的堂兄在公社当副书记的周文祥,想了一个办法,把周家泽池公房下的亲房们都叫来,以祝贺周光华生日为名,送重礼。我四哥也送了150元,这当时是我哥三个月工资了。这才把他家住房又重新盖起来。

   现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,派性这个词对年青一代来说也陌生了。去年夏天我们平民八连农工聚会,见了面虽然大家都打招呼,从亲近程度来看,派性所产生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,深深的留在心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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