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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湘1941的博客

一个老人所回忆的真实故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在教师岗位上退休.从小躲过日本飞机,避过战祸,抗美援朝捐过飞机大炮.学生时代炼过钢,筑过路.参加过整社.后来去山区落过户.工作后当过农工,四不象的军垦战士,最后当了二三十年的教师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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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忘那干得光荣又劳动价值最低的一年  

2012-02-04 15:02:25|  分类: 我的少儿时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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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西安公学的突然结业,虽然意外,现在回想起来是必然的。大跃进的决策者,为追求高速度以干起来再说的态度,办了许多企事业。办起来后,国家财政又负担不起。来收拾烂摊子的人,不得不纠正,实行了调整,巩固,充实,提高的八字方针。这一调整,许多单位下马。我们学校也在这下马的浪潮中结束了。而且那时各单位都在裁员。许多大中专毕业生都没法安排,只好把我们安排去插队当农民了。由于这八字方针,我当了一年新式农民,渡过了我这70年来最艰难的一年。也是由于这八字方针,使国民经济好转,我一年多以后得到了较安定的工作。还使我免除了去当农村公社干部之苦。而得到了一些补偿。

      去当农民,我们同学心底里都是很不情愿的,但没有人敢表态不同意。相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很积极,大会小会公开表态要当一辈子新式农民,在祖国的农业第一线上发热发光。陕西日报也以整版整版的篇幅,刊登他们的诗词,誓言。我认为这都是为捞取政治资本的假积极。当权者们都是喜欢听假话,不敢叫人说真话的。我做不来假积极,但也只能表示拥护。后来看这些唱高调的人,大都受不了在山区当农民的苦,是逃跑回城最快的。我当时可以回老家直接当农民,但我没有。去了山区,还是成了从几百人中坚持到最后30多人中的一员     我这一段当农民的生活,相当艰苦。在我博文山区岁月中,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记述得很清楚了。还有几个问题补充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       当地的干部社员并不喜欢我们

      我们去宝鸡县安家落户,是陕西省委下达的政治任务,宝鸡县各级党委不能不接受。我们去了要吃饭,这在困难时期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宝鸡县有平原有山区。我去的赤沙公社在山里边。去了我们六个同学,,我们的苗班长留在公社兽医站。田野留在公社当通讯员,我们四人分到姬家沟大队。住在大队部。一个月以后,又把我们分开,一个大队一个。分开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吃饭。不能叫一个大队负担。我被分到了朱家沟大队。

     朱家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姓王,社员背地都叫他王麻子。他对我的到来很不满。 县上给公社任务,我们同学的口粮一月不低于35斤原粮。这王支书只给我分15斤。还说照顾我了,他们社员一月才分8斤粮。我不得不把他告到公社。他在公社挨了一顿训以后,才不得不给我补上。

     其实社员有自留地和开的荒地,可补充一些口粮。这个队人均耕地有三亩多取十分之一,每人有三分自留地。当时的政策允许社员能开相当于自留地数量的荒地。公社后来丈量了一次荒地。孟大队长和王支书较了一下劲。王支书家有老婆,两个儿子,一个儿媳。除了老婆其余是四个主劳力,开荒20多亩。其余社员开的荒地,远少于他。大多数人不敢超标。

    好多社员,看我不会做饭,不会安排生活。经常来帮我。也常说你有文化年纪青青,来我们这穷山沟干舍。不知我们的苦衷,想劝我们离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      我的口粮

      县领导组织我们开会时说,给我们每月35斤原粮,到公社就成了30斤,麸皮给了拉磨的牲口,只剩下二十六七斤了。这些口粮中,有四个月是小麦,其余是玉米,土豆。到63年春队上没粮了,吃返销粮时,也是杂粮,我吃过高粱,糜子,碗豆等。

      一年中只是下乡时带了8两油票,几乎不炒菜,饭大都是土豆块加水烧开下把玉米面,再加些过过开水的野菜,撒把盐就成了。

     长期的吃不到油,肉类食品,这点口哨粮根本不够吃,多吃野菜也不耐饥。幸好队长给我划自留地时,高抬了贵手。随意指定了一块。有五六分地吧。我种的还可以。收了有百十斤的玉米荞麦。还有两背斗萝卜白菜。补充了口粮。

      到63年春,我们生产队组织,到小川河借粮。我也去了。小川河在离我们队还有60里的深山老林里。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以惠及到的地方。那里的人都是单干,有粮食。但也只是玉米,土豆,深山老林不长麦。我们借他们一斤玉米,收麦后就还他一斤麦。可能有好几次打交道了。我们去了受到了热情接待。住了一晚。因路太远我怕连累他人,我只背回40斤玉米,当时我是很想背点土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三         我一年的劳动价值和当年的贫富差距

     我去当农民时,那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表。但到农村去,当农民最光荣等到类似的口号却是早己宣传得满天飞了,现在从那时候留下来的豫剧朝阳沟中,还可看到当时鼓历知青去农村落户的影子。我是不得不去,谈不上什么光荣。从62年5月到63年的5月,我踏踏实实的干了一年。当地农民信任我,在工分上也没有亏我,收秋的一两个月,我白天在场上干活,过秤折算工分,算帐分粮。晚上看场。一天一晚队上给我记23分工。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挣了3300多分工。正常的一个劳动日是10分工。等于农村的一个壮劳力干了330多天。在生产队也算是比较高的了。

    但价值呢,1962年宝鸡县赤沙人民公社朱家沟大队第二生产队,年终核算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9分钱,即10分工是9分钱。现在有些人讲那年代贫富差距小,他们是忽略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,我那时干一天农活挣9分钱。与我后来从1964年元月,到伟人去世,十多年间月工资的38.5元比差10多倍。要与64年我们场第一任场长冯力生的月工资200多元比,相差近100倍。冯只是行政11级干部,算高干还不是很高的。11级以上还有10级9级等10来个级别。这差别不比现在小吧。中国在那年代是一个农业国,现在农民人数还是不少。要比较,不能忘了他们啊。

    农民那年代的劳动报酬为什么那么低。固然是因为干集体活没劲,出工不想出力。活做不好地里产量就低。但是农产品太不值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。当时分给社员,卖给政府都是一斤小麦9分多钱。一斤玉米六七分钱。一斤土豆二分钱。如果最困难时不卖给政府,卖到黑市上。小麦一斤就四五元钱。土豆一斤就一元多。差四五十倍。但那谁敢呀。

    离开朱家沟时, 我估算了一下,我那3000多分工和我分得的口粮相抵,钱数上基本差不多。为了走得利索,并没有去找会计算帐。连自留地,挖的荒地上长的没成熟的麦也交给队上了。生产队也知道要细算还要补给我一点,也没跟我算,就开了证明。当然借小川河的麦也只能是生产队去替我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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